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谈到美国次级债危机时指出，美国下一步次债风险将集中在信用卡部门产生。这种忧虑不无道理，连房贷都还不起的美国人对信用卡账单的承受能力肯定更弱。美国次级债危机暴露已久，对于中国来说似乎直接影响不大，我们的市场上并没有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在我国发生类似的次级房贷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相对于次级房贷的问题，我国发生信用卡风险的可能性更大。

　　银行是一个风险管理的单位，风险的来源就是信息不对称。银行需要一个信息披露的载体来获得借款者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房贷市场上的房子和首付款就充当这个职能。质押在银行的房产和先期支付的首付款从一个方面看是个人的抵押，另一方面也是借款者体现还款能力的一个载体。就算发生违约的风险，银行还是能保证30%以上的缓冲空间。与单纯的信用卡相比，房贷的安全系数大了很多。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国人维护自身信用的观念并不是很强。将个人信用视为可以盈利的一个资源并非个别现象，从近期媒体披露的新闻来看，普遍存在着利用信用卡分期付款的制度漏洞套取超过限额现金的活动。限额本身就是对借款者还款能力的评估，超过限额的借款坏账风险大大高于正常借款。如果这只是偶尔、部分的个人行为也就罢了，但大量存在的借款公司已经将这一手段视为生财工具，盈利的冲动将推动这一高风险行为。

　　将各种市场上的机会主义行为一律以民族习惯或是民族性来解释，将中国人信用观念较差视为中国文化的短板更是无稽之谈。自律来自于他律，在征信系统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扩张信用卡使用范围和规模必然会造成人们利用这一漏洞的行为。现实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邻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一蹶不振的韩国政府希望利用信用卡信贷消费的功能拉动内需，在政府的推动之下韩国的信用卡业务发展迅速。在政府和信用卡公司的鼓动之下，韩国国民从传统的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中一跃而出，成了“卡上国家”。仅仅过去五年的时间，到了2003年底，韩国成年人平均拥有4.5张信用卡，拥有十张以上信用卡的人数超过23万。风险很快就暴露，在两年内4家信用卡公司急需输血救援，其中就包括韩国最大的信用卡公司LG信用卡公司。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国的信用卡违约率还是比较得低，甚至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卡机构相媲美。但是这并非因为我国的风险控制工作多么地出色，更多地是因为信用卡初创期的特征。现在我国信用卡发展已经进入了快速增长的时期，资料显示，我国去年一年的新增信用卡数量，几乎和我国信用卡面世以来到前年为止发行的所有信用卡的数量相同。数量增长一方面是业绩的象征，泥沙俱下也带来了风险的增长，韩国信用卡扩张时期所特有的沿街拉路人办卡的现象在我国渐渐出现。随着信用卡的发放从高端客户到低端客户的扩散，违约率将会出现迅速提高的趋势。

　　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来看，信用卡危机的危害并不如房贷的危机大，毕竟住房不仅是金融领域的问题，更是关乎国计民生。但信用卡危机不能仅仅计算经济的损失，看似无抵押的借款实际上抵押的是个人的信用，个人信用的建立不是朝夕之功而破坏却是须臾之间。对于个人尚且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信用的破坏，岂是金钱和房产所能衡量的。